中国编织袋火到了非洲艺术界

  在全国各地的火车站和汽车站，曾经可见一个个由红色、蓝色和白色聚丙烯纤维制成的格纹编织袋。它们轻便、结实、价格实惠、容量大，用来装行李恰到好处。

  2008 年春节，农民工返乡潮，摄于南京火车站。（图片来自：张耘，CNS）

  前几年，这款编织袋摇身一变，登上世界的时尚舞台——LV推出红白蓝编织袋，售价高达26000人民币。不少网友直呼“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是我理解不了的红蓝白时尚”。

  实际上，“中国袋”在世界各地拥有许多不同的名字，例如在英国叫“孟加拉袋”，在德国叫“土耳其袋”或“土耳其棺材”，在美国叫“墨西哥袋”“加勒比海的新秀丽”等。

  这些命名模式和迁移的主体和轨迹相关联，能够准确的看出人、物件和观念是如何跨越国界的。

  某种程度上，它们慢慢的变成了世界人民迁徙的象征。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这些袋子大部分是中国制造的。

  你可能无法想象，在我们倍感亲切又陌生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编织袋已不可或缺，因此也成为当代非洲视觉文化和非洲艺术家的艺术实践中反复出现的重要元素。

  恩卡巴1992年出生于南非的东开普省，她的成长环境总是伴随着编织袋，2012年从开普敦大学美术学院毕业后，她创作了作品《此袋是吾乡》(Umaskhhenketch Likaya Lam，2012)，直译为“这个编织袋就是家”。

  这一系列摄影作品，也被称为“中国编织袋项目”，艺术家通过这一个项目探索她在南非生活和迁徙的个体经历。

  恩卡巴在工作室里重建了一个被这些“中国袋”填满的内部空间，她在新的语境下通过重塑空间再现了自己的生活——这个空间里到处都是显眼的、纵横交错的十字网格图案。

  由于她经常不得不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装进这样一个袋子里，于是渐渐地就把袋子看作了一个家。

  在一系列画面中，观众能够正常的看到鞋子、枕头、被子、书籍和红蓝白线织就的围裙。这些由“中国袋”制成的物品构成了一个“流动”的家园，挑战了传统观念中人们将“家”作为一个更稳定的空间的看法。

  “恐惧、沮丧、不适”，这是恩卡巴要表达的南非流动居民不断迁徙的普遍经验，而另一位艺术家霍特则表达了格格不入的感受。

  他的《空间入侵者》以20世纪80年代的街机游戏命名，用了西角友宏设计的外星战斗人员的图像，将填充得鼓鼓囊囊的“津巴布韦袋子”与非洲其他几个国家移民在南非面临的敌意和遭遇的种族排外事件联系起来。

  〔津巴布韦〕丹·霍特：《空间入侵者》（约 300 个填充塑料编织袋），丹·霍图

  这些袋子，也出现在一系列有关车站和码头的短片中。这些车站在南非就类似于“入境口岸”，例如，约翰内斯堡的一个主要出租车站。

  在这些地方，大量的编织袋行李成为难民身份的一种标识——在排外主义者狭隘的目光中，“人沦落为‘空间入侵者’”。

  艺术家对特定地点的选择和袋子的特殊陈列形式，让人非常容易就想到南非某些地区强烈的排外情绪，以及整个南部非洲很普遍的迁移模式。

  在这里，编织袋不仅仅是批判的意象，它还承担着能动性的建设，一面是痛苦的经历，另一面是迁移与流动的能力。

  除了将编织袋解读为迁徙征途中的一个重要视觉符号之外，霍特和马克纳等艺术家还关注到了袋子的制造商，并提醒人们注意中国在当今非洲一直在变化的位置。

  一些艺术家将“中国袋”阐释为“fong kong”或“zhing zhong”，来强调进口中国产品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作为“中国制造”的俚语代称，南非的“fong kong”和津巴布韦的“zhing zhong”指廉价中国制造商品，通常指涉被装在“中国编织袋”里、由中国商人携带入境的产品。

  津巴布韦艺术家马克纳在作品《中国制造，与爱同行》中，将一些三维物件缝合在一起，比如用已作废的津巴布韦美元制成的钱包、手表、一副太阳镜和袋子，并在上面缝上一个标签，写着“中国制造”。

  〔津巴布韦〕马克纳：《来自中国，与爱同行》（罗德斯大学校友画廊的表演艺术），马克·威尔比（Mark Wilby）供图

  他将具有“艺术品”价值的手工制品与大规模生产的中国产品(“zhing zhong”或“fong kong”)作对比，在当地，有的人觉得这些中国产品“正在扼杀津巴布韦民间工艺品行业”。

  霍特最近的作品《走出去/走向全球》以更直接的方式回应了中非交往。霍特在编织袋上打印了三个巨大的中国汉字——“走出去”。

  在对这幅作品的介绍中，霍特指出，“大多数国家倾向于积极吸引外来投资，而且只会被动支持对外投资。然而，中国政府则同时重视外来投资和对外投资”。

  这项艺术作品，呈现了中国政府的“走出去”政策——鼓励自己的企业到海外投资，在非洲大陆探索新的机遇。

  近年来慢慢的变多的非洲艺术家开始通过在他们的艺术项目中回收日用品，思考中国在非洲的存在。

  霍特的作品《世界难民地图》在制作时大致参考了移民信息统计，将红色、蓝色和白色的塑料网袋编织在一起，松散地描绘了全世界的流动趋向。

  在当今世界，流动性通常意味着在不同的地方和文化之间移动与居住的能力，但霍特的地图显示了全球化时代有关流动性的矛盾愈演愈烈：旧的袋子被用来绘制移民出境的国家和路线(多为南方国家)，而新的袋子则描绘了更着迷的目的地(多为北方国家)。

  这项工作是由目前居住在南非的津巴布韦难民西邦尼·奇琼乔亲手缝制成的，编织袋的破损代表着流离失所的移民所经历的精神和情感创伤。

  从编织袋到世界地图，艺术家通过这一创作提醒观众在当前全球社会经济变化的背景下，思考有关劳动和消费主义的问题。

  作为一个处于流动中的“普通物件”，“中国袋”是一个意涵颇为丰富的譬喻，表达出非洲日常生活空间中的多层“流动”含义。

  编织袋在非洲大陆内外的流通不是单向的。这些以编织网袋为审美材料的艺术作品，至少体现了三个不一样的层次的流动——非洲人的迁徙、非洲“中国制造”产品的流动以及非洲大陆内外艺术作品的流通和消费。

  用“中国袋”作为“zhing zhong”或“fong kong”的象征，代表了艺术家们“向内”(inward-looking)的社会政治批评态度。

  〔尼日利亚〕阿金汪德：《三件套》（二手和机器缝制麻袋、铝制品和5奈拉纸币），阿金汪德供图

  与此同时，用“fong kong”来形容中国人在非洲的存在似乎过于简单，因为这些强硬的概括与分类，又带来和加剧了另一种层面的排斥。

  其中一些艺术项目再次重复了他们所批评的核心问题，例如在南非这样的社会中怎么样处理种族多样性的问题。

  一些作品只是单纯强调“东方的食物”或“中国冒牌货”(fong kong)，并没有充分关注到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也没有讨论中国人在非洲的漫长历史、中国和不同非洲国家之间的不同历史联系或者中国在非洲的“混合存在形式”。

  这些作品大多没考虑其他的流动方向——例如，在中国的非洲移民；这些作品也没能意识到，“中国袋”在非洲的突显是全球经济和政治进程的一部分，对中非交往的理解不能脱离更广泛的全球地理政治学背景。

  正如多顿·马坤的“加纳人必须离开”系列作品所示，“中国袋”的编织图案其实代表了一种标签化的刻板印象。

  此外，只专注于批评“fong kong”质量低下的作品，往往没有认识到中国编织袋的一些其他品质——它们轻巧、结实、用途广泛，对于处于劣势经济地位的人来说更加实惠。

  有学者指出，“fong kong”产品在非洲大陆的流行，比“中国商人倾销中国制造的假货”这一简单论断更为复杂。

  “尽管‘fong kong’产品带有一种负面形象，招致社会批评和政府对它们的限制，但这一些产品仍然在当地市场上流行”，并且“为贫困者的生活作出了贡献，激发了创造力，也给当地社群成员带来了便利”。

  不管怎么说，“中国袋”为理解非洲复杂的人口流动模式提供一种生动而精准的隐喻。

  作为一种常常会出现在公交车站和国家边界的视觉元素，编织袋慢慢的变成了“穿越”和“异乡”的终极表达——一种总是在流动却从未到达的紧张状态，一种归属于世界又被世界拒斥的矛盾经验。